栏目导航
www.13350.com
《历史档案》所刊有关货币金融史料述要香港马
时间:2019-10-05

  25年来,《历史档案》出版已逾百期,它作为档案馆展示馆藏档案的窗口,为史学研究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族等各方面数百个专题史料,计1200余万字,其中有关货币金融的史料有23个专题,时间从康熙八年.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全宗,反映了当时全国各省银元的产生、筹办制造、发行、管理、停铸、复铸、流通行使等各方面的情形,多为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所未载,对研究近代货币金融史有重要参考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历史档案》杂志所刊发的清代史料,仅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量货币史资料的一部分,尚不能满足学界的要求,我们愿今后陆续将有关的史料介绍给读者,以裨货币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史料;馆藏;货币;全宗;档案馆;反映;金融;历史档案;中国;研究

  《历史档案》杂志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刊,创刊于1981年,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批准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在当时,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份既公布历史档案史料,又刊发学术论文的学术刊物。25年来,《历史档案》出版已逾百期,它作为档案馆展示馆藏档案的窗口,为史学研究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族等各方面数百个专题史料,计1200余万字,其中有关货币金融的史料有23个专题,时间从康熙八年(1669)至1941年。这些原始档案翔实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货币史中诸多方面的情况,其价值是其它文献所不可比拟的。

  这22组史料中,清代的15个专题,基本是从本馆所藏“清宫大内档案”中选辑;民国时期的8个专题,均为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提供。兹将这些史料依时间顺序,提纲挈领缕述于次,以备研究者了解和翻检时有所参稽。

  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内阁全宗,主要是六科给事中、五城御史对当时制钱鼓铸中存在各种问题的议论,对铜钱是否开铸、鼓铸之方、疏通之法、严禁毁铜制器,以及对私铸铜钱律例处罚轻重悬殊等问题提出各自的看法,从中可了解康熙初年币制中的情形。

  户部银库是清朝的国库,银库每年存银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相关联的。此件史料选自馆藏军机处上谕档,是乾隆四十年军机大臣遵旨查明康熙、雍正至乾隆三十九年户部银库存银情况的奏折及所附历年存银数目清单,它对研究“康乾盛世”时的金融状况有重要价值。

  清代,白银是主要货币之一,政府的收入、支出、储备绝大部分使用白银。由于我国白银流通历代相沿,都由民间自由熔铸银锭,不像铜钱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各地银锭形制、成色、平砝多有差异,造成了许多复杂问题。而白银流通中的混乱情况,既使官吏役胥有机可趁,也给清政府的财政制度带来一些困难。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反映了乾隆年问因白银成色不一给清政府财政收支储备造成的问题。

  清代铸币,从匠役的选用、原料的配制、钱币的形制、文字的规制及铸量的多少等,均有严格的管理与规定。但由于吏役在铸造过程中偷工减料,乾隆年间京城宝泉局、宝源局新铸的制钱也出现了分量减重、缺边短角、字划不一的现象。乾隆帝于四十一年(1776)四月初三日特颁敕谕,命兼管户部钱法侍郎的军机大臣和砷及兼管户部钱法侍郎的内务府大臣金简严格督理京省钱法,约束司属官吏匠役等严遵法纪,不致作弊生奸,所铸制钱不容粗疏薄恶,以期永久流通。此通敕谕现存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从中可见乾隆年间制钱铸造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嘉庆时期,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渡过难关,当时的士大夫提出了发行纸币的问题,翰林院侍讲学士蔡之定在“为述古裕今,敬陈管见”的奏折中,详细地论述了发行纸币的得失,其见解周详精细。但此建议未被清廷采纳,反而受到了“交部议处”的处分,其奏折也留中不发。此奏折选自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全宗。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势力波及八、九省,是时清政府因赋税收入锐减,加之滇铜因交通线的阻断无法运京,户、工两部铸币原料奇缺,国库空虚。清政府为应付巨额军费及八旗官兵之饷需,断然采取发行票钞及令各省筹款开局铸行大钱等措施。咸丰四年五月十八日,清廷谕:“著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等,查照户部原奏,督饬所属,酌量地方情形,迅速设立官钱局,并设法筹款开炉加铸,俾钱法与钞法相辅而行。”随后,全国铸局大为增加,除嘉道以来原有钱局外,以前停铸的宝河、宝济、宝蓟、叶尔羌等局亦重新开设,并增设了热河宝德局和新疆库车等局。宝德局从咸丰四年八月开炉,至五年八月因无铸本,加之所铸之钱难于行使而停炉,历时仅一年之久。因其存在时间甚短,有关其情形史书中记载不详,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代卷)第241页“各省开铸及停铸大钱简明情况表”中虽略有记载,但所引录之奏折具体内容均付厥如。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全宗,其中对宝德局的开设、铜斤及经费之筹措、夫匠的雇觅、钱背清文的钦定、各类铜铁钱的开铸、停铸等情形均有确切反映,对研究清代地方铸币史具参考价值。

  道光二十五年(1845),内务府设立天元、天亨、天利、天贞、西天元五家官号,行使银钱各票,将所得利益作为内务府进款。咸丰三年四月,为筹太平天国运动军饷,副都御史和淳、文瑞奏请变通钞法,行使钱票。户部于署内设官票厅,复设立乾豫、乾恒、乾丰、乾益四官号。咸丰四年十月,于京城招商设宇升、宇谦、宇丰、宇恒、宇泰五官号,借助商力发行京钱票,收兑官票、宝钞,支持票钞在民间行使,挽救政府的财政危机。官号的设立原以便民裕国为目的,但后来却发生,以虚抵实,滥发京钱及其停兑,至使“票遂不行,钞亦因之壅滞”的情形,以至纷扰轇辐,贻害大局。咸丰七、八年,清廷下令对五宇官号钞票舞弊案进行清查;咸丰末年,又令户部会同内务府对四乾、五天官号进行清理。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内务府全宗,反映了同治年间清理乾、天官号的具体情形。

  清代,自开国至道光朝之前,我国基本上是沿用明晚期的货币制度,即白银与铜钱平行流通。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西方列强经济势力迅速入侵,外国银元从原沿海各省,逐渐流通全国通都大邑,几乎成了中国主要货币。由于洋元的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影响,它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与掠夺,使白银外流,银价高涨。是时十余种洋元在市面流通,使得中国的币制更加复杂,对中国金融业危害甚大。为了抵制洋元输入,兼以弥补地方制钱之不足,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拟在广东设局铸造银元的奏请,张之洞遂购买外商机器,于光绪十六年试铸银元成功,各省随后竟相仿效,纷纷设厂自行铸造银元,抵制了外国银元在华流通。同时,削弱了旧的银两制度,为后来的废两改元,确定本位制铺平了道路,促进了清末金融业的发展。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全宗,反映了当时全国各省银元的产生、筹办制造、发行、管理、停铸、复铸、流通行使等各方面的情形,多为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所未载,对研究近代货币金融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军机处全宗录副奏折,为1997年第1期及第2期刊发《晚清各省铸造银元史料选辑》之续编。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因《马关条约》规定的最后一期赔款即将到期,需款孔亟,但又深恐再举外债不免为列强所挟持,决计不借洋款,并令臣僚议复。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特上“筹借华款请造自强股票的奏折”.,提出在京师及各省筹集库平银一万万两,由户部印造“昭信股票”一百万张,以五厘行息,期以二十年还本息,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各项官员,均领票交银,并劝令绅商士民一体量力出借,以偿外债。清廷于正月十四日下谕:“著依议行。”为此,户部遵旨拟定“昭信股票章程”十七条,对股票印制数额、式样、管理机构、司员经理、各项经费及筹集款额、行息、认购、抵押、售卖、奖叙、惩罚、考成等各规条缮列清单呈上。清廷于正月初十日核准施行。此组史料选自馆藏户部全宗,从中反映了我国首次发行公债的具体情形。

  票号创于清朝,乾嘉以后始渐发达,同光年间为鼎盛时期。山西票号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从地理上讲,它遍布全国各省。其老号基本分为祁、太、平(即祁县、太谷、平遥)三帮,合盛元票庄为祁帮之一。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外务部全宗,反映了创业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合盛元票号,至光绪年间已于全国各省20余处设有分号,资本金达50万两,公积金共650万两,专理存放汇兑业务,久为官商信任。晚清,鉴于华人在外洋从事工商业者骤增,加之留日学生不下万余人,经日本政府批准,合盛元票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三十日,在日本神户开设第一家分号,并拟在日本东京、朝鲜仁川等处续设分号,并逐步推广到西洋、南洋各埠。此为清末首家在外洋开设的票号,它一出现便得到清农工商部、外务部的大力保护,为后来海外银行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此组史料可供研究晚清票号的发展及近代金融史参考。

  清代一直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制,清中期以前,银钱的比价尚属稳定,但到了晚清,由于私贩、私铸铜元成风,钱法败坏,各地银钱的比价波动很大,尤其是京畿地区,由于市面铜元充斥,钱价日跌,银价骤涨,商肆趁机哄抬物价,百姓生计艰难,社会经济矛盾日趋尖锐。清廷为了维护其统治,于光绪末年,在京畿地区采取限制铜元大宗贩运、严禁铜饼进口及暂停鼓铸铜元等整顿圜法的措施,以期求得银钱的平价。此组史料选自馆藏民政部全宗,可供研究清代货币制度参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荷兰政府拟定于海牙召开万国汇兑会,协商国际贸易间的货币汇兑问题,并邀请中国参加。后几经协商,万国汇兑会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举行。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大清银行、外务部、度支部等全宗,主要反映了清政府围绕入会问题进行准备工作,研究国际汇兑章程,并在会上介绍中国现实状况,一时难与国际汇兑业接轨,并表明待条件成熟再入会的愿望。可供了解清末中国汇兑业情况及中外贸易史参考。

  宣统二、三年,清统治已临末日,社会不宁,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加之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赔款及外债,造成了巨额债务和信贷危机。钞票的贬值直接冲击商业金融市场,动摇了清政权的根基。此组史料选自馆藏农工商部全宗及外务部全宗,反映了当时南京、上海市面萧条,银庄、商号和工厂倒闭,以及清政府滥发钞票、借款偿债等情况,对研究当时宁沪地区经济形势及金融货币史有参考价值。

  宣统三年(1911),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势力打击下,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国库日趋空竭的困境,清度支部为了挽救财政危局,决定发行“爱国公债”。由于当时民脂民膏早已被搜刮殆尽,故此次派购对象主要是“王公世爵、京内大员、京外各衙门官吏,凡就公家职务者”,需按每年薪俸比例购买。公债拟分两期认购,第一期为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第二期为宣统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二月底止。然数天之后,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皇太后代表清帝颁布退位诏书,此公债的发行可谓是“胎死腹中”。此组史料选自馆藏户部——度支部全宗及会议政务处全宗,从中可了解清末财政金融状况。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拟以招商局产抵借日债,以应军饷、国用之急需,但为招商局所拒绝。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直辖各军联衔致书招商局,直至2月21日沪军都督府函令招商局取消登报告白止,往返交涉达一月之久。就中既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及其直辖各军对国家之观念与对举借外债之认识,也反映了招商局部分股东对此所持的态度。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2.法日公使与袁世凯政府关于“善后借款”的谈线日,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银行团成立后,与袁世凯政府多次进行“善后借款”谈判,提出种种苛刻条件。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为1912年12月31日至1913年1月21日,日、法驻华公使分别与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的三次谈话纪录。在谈话中,日、法公使要求将辛亥革命爆发后外人在华损失的赔款和外人参与财政管理担任袁政府财政顾问等两项列入“善后借款”合同中,对研究“善后借款”这一问题有参考价值。

  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我东北地方财政窘困、金融紊乱,制造奉天官银号屡起挤兑风潮,对奉天地方当局进行要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日本迫使袁世凯与其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并在袁世凯败死之际,通过奉天当局与朝鲜银行的借款合同,扩大了其在东北的特殊权利。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反映这一时期日本在奉天制造挤兑风潮的情形,可供研究东北金融史参考。

  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全宗。反映了护国运动期间,刘显世接管贵州中国银行及分金库的经过。刘显世此举,加强了贵州反袁的实力,对整个护国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清末以来,银两、银元并用,货币极为紊乱。1928年4月,浙江省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经财政部审议,拟先在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试办。1937年7月,上海金融界提出废两改元必须有充分准备。至1932年3月10日,政府下令废两改元先从上海施行,复下令于4月6日起,全国一律废两。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从某些方面反映了政府废两改元的经过。

  政府实施的法币政策,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清末以来,香港马会开奖挂牌历届政府为币制紊乱累经拟议而未能实现的币制改革,由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帝国主义各国为转嫁世界经济危机灾难而展开的货币战,使我国银本位币币值处于涨落靡定动荡不稳之中,农工商各业遭受严重打击,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边缘,币制改革更为迫切。政府遂于1935年11月宣布实施不兑现的法币政策。这一政策实施后,政府得以逐步控制金融,平衡财政收支,加强统治力量。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反映了国民政府严令推行法币,严禁现金流通,白银收归国有等种种措施和办法,以及在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央的情势下,各方的态度。同时反映了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七年间,历年法币发行的数额、增长指数以及物价指数等。

  1935年11月,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加深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对于政府的法币政策曾多方加以干涉,并鼓吹所谓冀察币政特殊化,以保护其在冀察的特殊利益。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反映了日本对法币政策的态度,以及在其授意下冀察当局对冀察币政特殊化所作的某些活动。

  1941年1月6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华中、华南占领区实行殖民地经济掠夺的重要工具,也是汪伪政权为虎作伥的罪证。此组史料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反映了中央储备银行成立经过、资本总额、组织原则、营业慨况、日本顾问名录、向日本银行借款数额及在日本印制中储券数额等方面的情况。

  25年来,《历史档案》杂志所刊发的这些档案史料,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读者的广泛欢迎。以往学者在研究探讨货币史中的一些薄弱、或空白问题时,多从史书、实录、会典、方志、笔记等文献及实物中去查寻,近年来,对原始档案的利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以上介绍的史料,有些确实起到了“补官修史书之缺略、正后人著述之讹误”的重要作用。有的史料虽然并不十分系统,仅反映了货币史的某个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仍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不失为货币史研究之第一等史料。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档案》杂志所刊发的清代史料,仅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量货币史资料的一部分,尚不能满足学界的要求,我们愿今后陆续将有关的史料介绍给读者,以裨货币史研究的深入发展。